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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溥仪没有被逐出紫禁城 | 短史记
发布日期:2019-12-01




一、驱逐出宫


1924年11月4日,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了紫禁城。


对于驱逐溥仪一事,冯本人颇为得意,自称“吾今日作一最痛快的事,已将宣统逐出宫外”。但也有人反对此事,认为冯玉祥“不识大体”。①


由冯玉祥派人迎入京城,取代曹锟建立执政府的段祺瑞,是反对此事最力的高层政治人物。他于驱逐之事发生次日致电冯,责备称,“(清室)优待条件,全球共闻”,如今将溥仪强行逐出紫禁城,“何以昭大信于天下?”希望冯能从长计议。段还对冯说,“优待条件我所手订,且各国使馆均有案,岂容一手撕破乎?”


冯的回复则是:


“此次班师回京,自愧尚未做一事,只有驱逐溥仪,乃真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悔。”


图:居于紫禁城的少年溥仪


当时,清室也寄望于依靠段祺瑞的力量,让溥仪重返紫禁城,并恢复被冯废除的“清室优待条件”——由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及清廷皇室三方磋商,于1912年2月9日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共包括如下8项目内容:


(1)皇帝尊号不废,中华民国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2)岁用400万两(元),由中华民国拨付。

(3)暂居紫禁城,日后移居颐和园。

(4)宗庙陵寝奉祀不绝,由中华民国设卫兵保护。

(5)德宗(光绪)陵寝工程及奉安典礼照旧,费用由中华民国承担。

(6)宫内人员可继续留用,惟以后不可再招阉人。

(7)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8)皇宫禁卫军归入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员额俸饷如旧。


不过,此时的段祺瑞,已无让溥仪重返紫禁城的能量。一者,国民军控制着北京,冯支持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不听命于段政府;二者,国内舆论大多对驱逐之举表示支持,甚至成立了“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②;其三,南方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孙中山,也致电冯玉祥,称“此举实大快人心”,表示支持。


及至1925年“双十节”,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黄郛发表演讲,“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重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如此这般将保护博物院和保护民国关联在一起,等于断了溥仪回紫禁城的可能性。


进入1926年,时局的巨大变化,让“恢复清室优待条件”也成了镜花水月。如溥仪所言:


“北伐军前锋势如破竹,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的前线军队,不住地溃败下来,他们正自顾不暇,哪有心思管什么优待条件?”③


二、存身日本租界


溥仪被逐出宫后,回到了醇亲王府。


相比紫禁城,王府的生活是拮据的,溥仪“每日与后妃仅用四元”④——其实相对普通人,每日四元的生活费已经非常好了,另外,这只是溥仪方面的说辞,自1922年起,通过“赏溥杰”的方式,溥仪等人“秘密地把宫内所收藏的古版书籍(大部分是宋版)和历朝名人字画(大部分是手卷),分批盗运出宫”,后来运往天津时,“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所以,溥仪迁入王府之后,手上仍握有极可观的财富。


最主要的是不安。溥仪如惊弓之鸟,担忧自己会被进一步针对。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先是前去请求英国公使馆收留,被拒后又去求见了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芳泽表示“他和日本政府都很愿意帮助宣统帝,并且会妥善安排宣统帝的起居”⑤。


于是,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等人,秘密遁入了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


图:溥仪与婉容在天津


在公使馆,溥仪受到了“空前”的礼遇。为安排他的数十名随行人员,日方特意让出一所楼房,于是“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又全套恢复了”;遗老们也获许进出公使馆,“许多遗老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得到某种心理上的满足”。逊清小朝廷在日本公使馆内,获得了“重建”。


但让溥仪长期住在公使馆内,终非长久之计。日本外务省指示芳泽:


“宣统帝愿意继续居住在北京附近乃是上策;担心国民党人的态度等等,选定天津租界为永久之地,尤为可取。”


稍后,外务省又电示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


“必须设法使皇帝暂留日本租界。”⑥


于是,溥仪在天津日租界一住就是七年。


在这七年时间里,日方不断示好。如安排溥仪参观日侨小学,让学生们列队欢迎,高呼“皇帝万岁”;每逢溥仪生日,日本在天津的军政人员,都会登门祝贺;时常邀请溥仪参加阅兵、参观日舰,以显示日本的强大军力。这一切使得溥仪确信,日本是“复辟的第一个外援力量”。


三、东陵盗宝案


1928年的东陵盗案(军阀孙殿英盗慈禧等人之墓),让存身日租界的溥仪,颇受刺激。


按溥仪自己的说法,他听说消息之后,“当时所受到的刺激,比我自己被驱逐出宫时还严重。”以孙殿英为首的盗墓者未能被依法惩治(回复关键词“孙殿英”,可获取文章,了解孙未获惩治的来龙去脉),让溥仪心中充满了怨恨,他发誓说“不报此仇,就不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复辟思想也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⑦


图:1934年,“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又一次当上“皇帝”


东陵盗案对逊清皇室的影响,从溥杰在日本写给溥仪的信中也能看出:


“惊闻昭西陵及东陵事,总之处处国破家亡之际,凡百不如意事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在身一爱者,只以之做兴奋剂,观如此等刺激物,较之卧薪尝胆,尤为惊心动魄,谨识之心而已。”⑧


“国破家亡”、“卧薪尝胆”这类用词,显示东陵盗宝案让溥杰深受刺激,激化了他的“故国”之思。


四、拒绝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定都南京后,与逊清皇室交集甚少。一者,国民政府的领袖人物,均是革命党人,与清室没有渊源(这一点与北洋时代大不相同);二者,国内战事频繁,南京政府也很难注意到逊清皇室该如何安置这个问题。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曾派了监察委员高友唐,前去游说溥仪。据溥仪自己的回忆,国民政府希望他不要和日本人走到一起,高友唐转达的内容是:


“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地方。”


溥仪回绝了高友唐。据他自己说,当时他是这样回复的: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亵渎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去……”


高友唐来访之事是真,但二人交谈的真实情形,或与溥仪的回忆有所出入。


郑孝胥之子郑垂,当时提交给日本人的情况汇报,是这样写的:


“(高友唐)向帝提出:对日本策划满蒙独立运动,皇帝以其德,曾毅然予以拒绝,值此之际,如能迁居上海或北平之俄国公使馆,国民政府每月将向帝支付经费20000元。对此皇帝表示拒绝,并表示,时值当前内忧外患、形势紧张之际,中央无须顾念一介平民,应为全体国民的安居乐业而尽力。”⑨


郑垂的报告里没有提到国民政府有意恢复《清室优待条件》(或许溥仪提到的优待条件,即报告中的“每月向帝支付经费20000元”),也没有提到溥仪痛斥国民政府。但溥仪拒绝了南京国民政府、无意脱离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此时的溥仪,投靠日本的想法已经不可更改。长期伴随溥仪的庄士敦曾言,尽管有中国人“力图证明宣统帝去东北并非本意,而是受了日本人的蒙蔽”,但这种观点是错的,“他们太自信了,事实的真相并非如此,宣统帝前往东北的确是出于自愿”。


图: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补袜子


五、溥仪留在紫禁城的利与弊


如果溥仪1924年未被逐出紫禁城,他或许很难有配合日本制造伪满洲国的机会。


首先,按宫内规矩,溥仪不会被一心复辟的遗老们包围,日本人要接触到这位废帝也有一定困难。


其次,有“清室优待条件”在,溥仪等人可以在紫禁城内维持一个自娱自乐的小朝廷,或许会满足于现状,与民国和平相处,没了“清室优待条件”,溥仪成了一名普通公民,巨大的落差无疑刺激了他恢复帝制的野心。


其三,若溥仪还在宫中,虽有东陵盗案的冲击,在国民政府所派卫兵的监控和保护下,日本人要将其劫走,也不会太容易。


但这种假设,也有它的局限性和弊端。


首先,早在1917年,溥仪已与张勋合作图谋复辟(当然,彼时的溥仪只有11岁,许多事是他身边之人在做主)。即便他此后未被驱逐出紫禁城,也很难保证他(以及他身边之人)不会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再行复辟之事——比如,若平津沦陷时溥仪仍在紫禁城,则日本人或许会选择扶植逊清皇室成立复辟伪政权,而非扶植王克敏等人成立所谓的“华北临时政府”。


再者,让溥仪长期留在紫禁城,也存在巨大的舆论压力,逊清皇室参与张勋复辟,让《清室优待条件》遭到了舆论的广泛质疑,许多人主张,既然逊清皇室参与复辟违约在先,民国政府承诺的《清室优待条件》应该废除——当然,关于《清室优待条件》的违约责任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法律问题,这里说的是当时舆论的一般看法。⑩


第三,如前文所述,至晚自1922年起,溥仪就开始以“赏溥杰”的方式,将紫禁城内收藏的文物,主要是古版书籍和历朝名人字画,秘密盗运出宫。据“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依据“溥仪赏单”等资料核对统计,溥仪此番总共偷运出历代书画手卷一千多件,册页、挂轴两百多种,宋元版珍贵图书两百余本。1924年的溥仪被逐及稍后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算是彻底中断了这种盗运行为。


1931年11月,溥仪秘密出关,投靠日本,国民政府未及阻拦。


此后,国民政府吸取了教训,在1933年1月策划了段祺瑞脱离日军势力范围“南下颐养”;在1937年曲阜沦陷前夕,又连夜将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接往武汉,使其免遭日军利用。


图:1961年,奉命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左)、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熊秉坤(右)与溥仪合影



注释

①沈亦云:《亦云回忆 上》,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第211页。

②李坤睿:《王孙归不归——溥仪出宫与北洋朝野局势的变化》,《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③溥仪:《我的前半生》,东方出版社1999年,第165—265页。

④金梁:《遇变日记》,《文史资料选辑 第13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101页。

⑤(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300页。

⑥(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 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277、278页。

⑦孙殿英逃脱审判的真实原因,可参考《宋美龄受贿,拿了慈禧的夜明珠?》,短史记第547期。

⑧赵雅丽:《宣统王朝》,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第160页。

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致币原外务大臣电(1931年10月30日)》,解学诗主编《关东军满铁与伪满洲国的建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446页。

⑩可参考杨天宏:《“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基于北京ZB后摄政内阁逼宫改约的分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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