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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发布日期:2019-11-29



2019年11月23日凌晨3点,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流沙河与世长辞,就在十多天前,他刚刚度过了自己88岁的生日。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1931年出生于成都,故乡四川金堂。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主要作品有《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诗话》《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流沙河随笔》《Y先生语录》《流沙河短文》《流沙河近作》等。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被中学语文课本收录。


用先生最重要的一篇评论来怀念他!



附文: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M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笑声),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 共 产 党 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掌声)。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帐目,赫德管理的帐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声)。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XXXXX,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净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笑声、叹息声)“――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XXXXX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动立场”(笑声)。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索,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M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弧“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笑声、掌声)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笑声、热烈鼓掌)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长时间掌声)。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掌声)。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祢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掌声)――“上帝啊,祢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上帝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


因此无论你对“主”,对上帝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犹太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大卫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掌声)。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掌声)。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长时间热烈鼓掌)




(此文摘自流沙河先生在成都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一甲子”讨论会上的讲话。)

(本文首次发表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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