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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你有一段未曾面对的历史……
发布日期:2019-11-09



本文作者(右2)与大学同学



      迟疑很久,我才开始写这篇文章。我被一个问题萦绕:我为学校做了什么?


      1981年春天,我是北大本科生的时候,发表过一篇题为《未名湖,你听我说》的短文,写到了湖畔风光和刚刚过去的文革祸难,也写了自己得到某种选择的自由时产生的惶惑、思考和自勉。这篇文章曾做成配乐朗诵在电台广播,也被选入现代散文选集。我曾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他们诚挚坦率的言辞给了我温暖的鼓励。


本文作者当年的获奖作品



      这次前辈校友邀请撰写未名湖,我担心会重复旧话而不能动笔,直到我写完了《63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多年以来,我访问了上千的文革经历者,也收集当时的文字资料。在前年完成的五十万字的《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所记659名受难者出自全国各地,按照姓名拼音次序排列,而这一篇集中于北大一个学校。


      我未曾亲眼看见过北大文革。然而我在文革后考入北大,所以熟悉受难者死亡的地点——大多数受难者都是被害死在北大校园中的,也就是说,屠戮场所,就在未名湖周围。当我在电脑键盘上打出一个一个方块字的时候,文字所指代的死亡地点会具体形象地浮现在眼前。


      1968年,俄语系讲师龚维泰被关在第一教室楼。他睡在地板上。看守他们的人睡在床上。11月7日,他在系中遭到“斗争”,除了“坐喷气式飞机”即弯腰低头双臂被反拧在后形如飞机之外,拧他手臂的学生还用脚往下踹他的肩膀。那天夜间,龚维泰用刮脸刀割动脉自杀。第二天早上看守呵叱他为什么不起床,掀开被子看到血流了一地。系中一名女同事那天从门外经过,看到地面湿湿的,刚刚用拖把擦过,后来才知道用水擦去的是龚维泰的血。

                                            

      我是北大学生的时候,常常在简称“一教”的这个楼里上课。坐在靠窗的座位时,看到窗外成群的燕子欢快地盘旋,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散文题为“啁啾”。但是我丝毫不知道脚下的地板上,曾经流淌过人血。看不到有关文字记载。文革刚刚过去三四年,留下的已经是水洗般的遗忘。


      进北大西门往北,在校园的西北角上有一个幽静的小湖。这小湖是北大湖群中的一个,却没有名字,似乎是真正的“未名”之湖。地处“海淀”(此“海”并非今日所说的“大海”之海),北大校园有若干小湖,未名湖是其中大者。那小湖岸边有一棵大树,树上有一根横枝伸向湖面。


      经济系学生杨明爱被指控为“反动学生”并停发生活费。1966年9月,当红卫兵们得到免费车票和食宿兴高采烈到全国各地“革命大串连”的时候,杨明爱在那根横枝上吊死了自己。那小湖、大树以及那横枝至今依然还在,杨明爱的名字则没有人知道了。

 

      陈彦荣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37岁,家住北大旁边的蓝旗营109号。1966年8月27日傍晚,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并把他和妻子刘万才一起抓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他们用铜头皮带、木棒和铁条毒打陈彦荣刘万才夫妇。下半夜一点,陈彦荣被打死,刘万才也被打得遍体鳞伤。和陈彦荣一起被打死的,还有一名至今不知姓名的老年女人。


      文革后“平反”,标准做法是付给家人240元。陈彦荣有6个未成年的孩子,因此北大给了他家2500元。他的妻子拿到钱的时候说:“我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呀。”然后她大哭说:“我要钱干什么?我要人呐。”


本文作者(左1)与大学同学



      人在哪里?他们原本是在未名湖边走着、跑着、工作着的活生生的人。在湖边,他们遭到了“斗争”,毒打,监禁,各种侮辱,还有心理摧残和折磨。63个人被害死了,占当时北大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如今未名湖水依旧,但是永远不会再现曾经投影其中的受难者的身影。


      1998年为百年校庆编写了两卷本北大历史。我注意到,书中只印出了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正教授的名字,连副教授都不记,更不要说年轻教员和普通职员、炊事员了。(北京农业大学校史印出了包括助教学生在内的30名文革受难者的名字。不过,清华大学篇幅更长的校史连正教授的名字都没有写。)我为此问起北大出版社的编辑。编辑苦笑着说,就这样,还有人到办公室来纠缠,要把现有校史的文革部分删除。


       对比于这种嚣张,是受害者们的沉默。


      1999年,一位同届北大同学告诉我,历史系俞伟超老师在大教室讲授“秦汉考古”,听课的学生很多,也都看到他缺失手指,听说是在文革中遭到“批斗”(需要一本文革“词典”来解释这种词语,不过本书读者多半还都知其意)后自杀未死留下的残疾。他那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我立刻就往博物馆给他写了信,希望了解他的文革遭遇。


        我从未收到他的回信,也没有收到被邮局退回的信。


       北大历史系在文革中有五个人“自杀”身亡。我用了引号,因为不认为这是通常所说的“自杀”,而是被文革谋杀的。俞伟超老师在1966年6月文革开始的时候遭到“斗争”,两次自杀。第一次触高压电,双手食指被烧毁。第二次卧轨,火车头把他铲出了轨道。他活了下来,文革后成为中国历史的最高行政长官之一。


       我当然不会给他讲历史写作重要性的大道理,也不会跟他说如果北大历史系的文革历史都不写出,遑论别处。他的失去的手指显然也每一天都提醒着他的文革经历。但是,连他也对文革历史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什么?我确实很想向他询问,而不是自己来猜测。可是我一直没有能找到他的电话号码,也不可能再找到——他已经在2004年离世。

 

       北大之湖,名为未名。湖名的字面意思是从未命名,但是这“未名”就成为湖的名字。从起名字的角度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别致的方式。但是北大的未被面对的近期历史,却不能用这种方式对待,不能总是未被面对下去。


       一本世界历史书谈到亚洲文明古国时说,印度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中国是一个历史的国度。这种说法大概过于简略。不过,中国古代文明确实留下了很多历史书。实际上,在中国的传统中,除了记录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写作也承担了其他文明中可能并非由其承担的任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是阐明道德原则和是非基准。


        正因为此,历史写作也更加具有正面的建设性的意义。我以为文革历史的写作,对当代人尤其可能具有这方面的意义。这项工作是为了面对历史、记录真相,也是为了社会的道德自救。


本文作者(右2)与大学同学



      1990年代,在北大西门内,盖起了漂亮的赛克勒考古博物馆。我在那里看到远古时代的石器,在玻璃背后,在柔和的灯光下,熠熠生辉。可是我也知道,1968年5月16日,就在这块宅基地上,在互为直角的“民主楼”和“外文楼”对面,又加筑了两面围墙,围成了“监改大院”,关押了北大二百多名“牛鬼蛇神”。


       因为被关者不被认为是人,这种校园监狱被俗称为“牛棚”,全国每个单位都建立了。这座大“牛棚”存在了十个月,里面有监规,还有各种刑罚。英语教授徐锡良,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侨,普通话说得不太流利,有一天没有能背诵出毛泽东语录,被罚跪的时候,头上还顶了一块板,板上放了一碗水,水翻出来就遭打。


       西语史另一教授朱光潜,有一天正在“劳改”,一个看守人员叫他过去,扔给他一条绳子,说:“老家伙你活得腻不腻?上吊吧。要不,用剪子刀子也行。”文革中西语系也有五个人被迫害致死。


       石器时代的文物当然应该珍藏,但是文革历史如“牛棚”也应该被记载,文革受难者的名单,也应该被永久保存在博物馆里面让人看到。在这个科学技术前所未有地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的生命和尊严,也应该得到有史以来最高的地位。


      今天,被希特勒杀害的三百万的人的名单已经放在庄严的大博物馆里和电脑网上的资料库里,被斯大林杀害的一百三十四万个名字已经被刻写在电脑光盘上和大量分散各处的小型纪念碑上。


      我想,有尊严的北大人不会同意,北大受难者的名字是低人一等不需纪念的,是可以被水洗般地遗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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